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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官窯——因祭祀而生的宋代名窯

時間:2018-8-24 8:17:15 文章來源:程彥林  

南宋官窯青瓷雙耳香鼎 現藏于日本靜嘉堂文庫

  今天我介紹的是宋代名窯之一、也是中國陶瓷史上第一個真正由朝廷建立的官窯——南宋官窯。 

官窯迷局

  為什么說南宋官窯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朝廷操辦的官窯?這要從官窯迷局說起。長期以來,我國陶瓷界對官窯的定義、有多少官窯、如何區分爭議不斷,至今都沒有一個準確的、令人信服的說法。我在《中國陶瓷文化略談(附一)御窯、官窯、貢窯和民窯》中進行過簡單的講述,但是講得不夠深入和透徹,所以在講述南宋官窯之前,有必要對“官窯”進行一個梳理。

  廣義上的“窯”,應該包括各類陶窯與瓷窯,而陶窯涵蓋器皿陶(如盆、缸)、殯葬陶(如陶俑、三彩)、建筑陶(如磚、瓦)等。我在《中國陶瓷文化略談(二~六)》中講到,從新石器時代后期開始到青銅時代的近萬年歷史長河中,陶器在人類文明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根據遠古歷史傳說,還處在原始社會的中華民族祖先——黃帝,他的管理機構里,就設有一個官銜——“陶正”。《呂氏春秋》卷十七“郡守”中記載:“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昆吾,古代中國傳說中的人物,黃帝時期的陶正,相傳其為陶器的發明者,專門負責制作陶器。

《呂氏春秋》卷十七中記載“昆吾作陶”

  三皇五帝中的舜,生于姚墟,辛勤耕稼于歷山(今山東鄄城),漁獵于雷澤(今山東菏澤),在黃河之濱燒制陶器,在壽丘(今山東曲阜)制作日用雜品,在頓丘(今河南浚縣)、負夏(今山東兗州)一帶經商做生意。因品德高尚,在民間威望大,堯帝把帝位禪讓給舜。舜在黃河之濱制作陶器源自《呂氏春秋》卷十四中的記載。

《呂氏春秋》卷十四記載:“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

  進入奴隸社會,統治階級依然保留“陶正”這一官銜。《春秋左傳》卷三十六中記載:“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虞閼父即遏父,舜的第32代世孫,他在商朝末年(約公元前1051年左右)投附了周國,擔任陶正一職,他制陶的技藝極為精湛,深得周文王姬昌的喜歡。

周 左丘明《《春秋左傳注疏》卷三十六中記載:“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相似的內容在司馬遷《史記》中也有記載:舜的后人,一直傳承著制陶技術,歷朝歷代深得最高統治者的青睞,為最高統治者制作尊貴的陶器,遏父被封為周朝的陶正。

西漢 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本紀”中記載:“帝舜後遏父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用”

  在奴隸社會末、封建社會初期,陶器的制作依然受到統治者的重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秦陵兵馬俑,具體我在《中國陶瓷文化略談(六)》中講過,建立一支幾萬人規模的陶質軍隊,如果不傾全國之力是無法完成的。也就是說,秦陵兵馬俑一定是統治朝廷的官方所為。到唐宋時期,朝廷一般都會設置一些機構,專門負責陶質生產資料或生活器具的制作與管理,如《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職官五”中記載,朝廷在將作監設置了“窯務”這個機構,負責磚瓦燒制、修繕和陶瓷瓦罐供應等業,但沒見到哪個朝廷專門設置具體的陶窯。

  由此可見,廣義上的制陶官窯,從新石器后期到唐宋時期,就一直存在。可是,我們陶瓷界所稱謂的官窯,并不是這些廣義上的官窯,而是指狹義上的官窯——即由朝廷或官府出資興建的、產品流向由朝廷或官府控制的、專門生產陶瓷器的窯場。所以,本文后面所涉及的“官窯”,都特指狹義上的官窯。

  瓷器自東漢誕生到唐代中期這六百多年的時間里,一直沒有見到關于“瓷器”文字記載。直到唐代中后期才開始出現關于“秘色瓷”的記載,如陸龜蒙的詩《秘色越器》等。那么,生產秘色瓷的越窯是不是官窯呢?我之前的文章《中國瓷器的先驅——千年越窯》講過,秘色瓷屬于南方割據政權進貢中央朝廷的貢瓷。越王錢氏政權為了討好朝廷求得偏安,不惜動用南越全國之力大量燒造優質青瓷——秘色瓷以進貢中央朝廷,直到北宋初期錢氏政權歸順為止。這期間錢氏政權雖一度主導越窯生產,但越王與越窯的關系只是一種官府訂購生產的關系,況且錢氏政權只是一個地方割據政權。所以越窯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官窯。

  現代考古也出土了一些帶有“官”字款的唐代中晚期、五代時期瓷器實物,如邢窯、定窯“官”字款瓷器。那么這些窯算不算官窯呢?我之前的文章《中華白瓷的鼻祖——邢窯》《中華白瓷的拐點——定窯》曾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講述,這里不再重復。簡單說就是這些帶有“官”字款的瓷器,是官府從邢窯或定窯訂制的瓷器,窯場在燒制過程中,為了與民用瓷相區別,在這些官用瓷上寫“官”字以作標記。所以“官”字款瓷器是一種瓷窯在生產時針對不同客戶定制產品的分類方式,并不代表生產過“官”字款瓷器的窯就是官窯。

  到宋朝,開始出現專門關于“官窯”的文字記載。最早明確記載官窯的是南宋人葉寘所著的《坦齋筆衡》和顧文薦所著的《負暄雜錄》,但這兩本書均已遺失。元末明初文學家、史學家陶宗儀在編撰《輟耕錄》(也叫《南村輟耕錄》)和《說郛》時,將葉寘、顧文薦這兩本書的主要內容分別收錄其中,使兩人講述窯器的文字得以保存下來。葉寘、顧文薦兩人對窯器的講述,除個別用詞不一致外,幾乎完全一致,因《坦齋筆衡》是葉寘年輕時所作,而顧文薦比葉寘年紀小,應該確定是顧文薦抄葉寘的。由于原書已經遺失,而《輟耕錄》和《說郛》在清代出現多個版本,收錄的內容也經過較大的刪改,有的版本已經沒有了葉、顧兩人的內容。

元末明初 陶宗儀著《輟耕錄》卷二十九中記載了南宋葉寘談窯器

  葉寘在《垣齋筆衡》中的這段“窯器”,被業界奉為存在“官窯”的最早文獻依據,被各類研究、考古文章廣泛引用。這段文字的大意是:“陶器從舜時就有,夏、商、周三代后,直到秦、漢,才有了瓷器。如今出土的古陶器,質地渾厚,不注意色澤。后來時興追求奢靡,認為金玉不稀奇而青睞銅器、瓷器,于是產生了秘色瓷器。有人說錢繆做吳越國王時,越州窯燒制的進貢用瓷器,臣子和百姓不許使用,所以稱作秘色瓷。唐代詩人陸龜蒙作詩贊道:‘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遺否。’從詩中可以看出,秘色瓷唐代已經有,并非創始于錢繆。本朝以定窯白瓷有口芒,不好用,命令汝州燒造青瓷器,因此河北唐、鄧、耀州都開始生產青瓷了,其中以汝窯為最好。江南也有處州龍泉窯燒造青瓷,但是瓷質比較粗厚。政和年間(公元1111年——1117年,顧文薦文中為“宣政間”1111年-1125年),京城汴梁自己建窯燒瓷,叫做官窯。靖康之變渡江到江南,邵成章主持管理宮廷后勤,管理機構就叫邵局,沿襲故都汴京規制(顧文薦文中為“徽宗遺制”),在修內司建窯燒造青瓷器,取名內窯。內窯制瓷用澄泥做模子(范模),工藝極其精雕細琢。出產的瓷器釉色瑩潤清澈,被視為珍品。后來在郊壇下又另立新窯,新窯比原來的內窯大,但燒制的瓷器卻不如內窯。其他如烏泥窯、余杭窯、續窯,都不能和內窯比。那種舊越窯瓷器(秘色瓷)再也看不到了。”

  葉寘的這段文字確實非常珍貴,信息量很大。根據此文記載,宋朝明確存在北宋官窯、南宋修內司內窯郊壇下官窯。記載雖然很明確,但如今的陶瓷界對此爭議卻很大。爭議的焦點有兩方面,一是葉寘、顧文薦兩人的文字記載準確性到底有多大?二是北宋官窯、修內司內窯、郊壇下官窯到底是否存在?

  先說說官窯是否存在問題。經過1950年代發現郊壇下官窯、1996年發現修內司內窯(即南宋官窯,后文將細述)以及相應的考古研究證實,南宋修內司內窯、郊壇下官窯確實存在,葉寘、顧文薦關于南宋官窯的記載是有可信度的。正因為如此,業界一些專家、學者據此判斷,北宋官窯也一定存在,只不過原汴京(開封)地區現在已被埋入6米多深的黃河河床之下,無法尋找。不過,我對這個判斷持懷疑態度,我認為北宋官窯并不存在。相關理由我在《中國瓷器的巔峰——汝窯》一文已經闡述清楚,主要理由是:北宋朝廷除宋徽宗個人喜好外并不青睞瓷器、正史沒有明確記載、汴京沒有設置大型瓷窯的條件、葉寘距離政和年間時間久遠無法清晰等。我認為所謂的北宋官窯,最多不過是宋徽宗為滿足個人愛好而在汴京設置的小作坊而已。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汝窯是官窯,甚至汝窯就是北宋官窯,我對此堅決反對。理由我也在《中國瓷器的巔峰——汝窯》一文也已經闡述,這里不作羅列,僅舉一例:南宋人周密所著記載南宋宮廷遺事的《武林舊事》中,在卷二“挑菜節”、“賞花”章節記載了皇帝賞給嬪妃宮女“官窯”瓷器作為獎賞,而卷九“高宗幸張府”章節記載了朝廷重臣張俊敬獻皇帝趙構十六件“汝窯”瓷器!這充分說明:汝窯是汝窯、官窯是官窯,兩者不可混淆。而且還說明汝窯比官窯貴重!事實上,汝窯和越窯一樣,只是接受過朝廷訂單,屬于“供御揀退方許出賣”的買賣關系。所以汝窯不是官窯,更不是葉寘、顧文薦記載的汴京官窯。

  再來說說葉寘、顧文薦文字記載的準確性有多大。

清代陸心源撰《宋詩紀事補遺》八十一卷中記載的葉實簡介和他的詩詞

  據清代陸心源在《宋詩紀事補遺》八十一卷記載:葉寘,字子真,號坦齋,池州青陽人,隱居在九華山以著書自娛自樂。在南宋末期,葉寘經監司統一選拔推薦做了迪功郎、池州簽判。宋朝的迪功郎是文官職37階,也是最低一級,相當于縣衙門里的文書。簽判是“簽書判官廳公事”的簡稱,掌諸案文移事務,官階也不高。按照陸心源記載,葉寘在宋朝(南宋)后期任池州簽判的時間應該在宋理宗或更晚些時候(1250年之后)。那么,葉寘的《坦齋筆衡》成書于什么時候?

明初陶宗儀著《說郛》(涵芬樓版)卷十八刊錄的《坦齋筆衡》中的“太學不出相”

  雖然無明確的時間記載,但從《坦齋筆衡》中的另一個條目——“太學不出相”中的內容,可以大概推斷出它的成書時間。“太學不出相”條目有兩句話,一句話是“韓平原胄敗”,是指南宋崇拜岳飛、貶低秦檜的主戰宰相韓侂胄,于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被主和派暗殺這一事件,說明葉寘在寫《坦齋筆衡》時不會早于公元1208年;另一句是“所以,自中興以來六七十載”,說明葉寘在寫該書時,已經是宋高宗中興之后六七十年,同樣支持不早于1208年。根據鄭建華先生在《關于修內司官窯問題的思考》一文的分析,《坦齋筆衡》成書時間應該在公元1212年左右。因葉寘的另一部著作《愛日齋叢抄》里出現了咸淳年號,所以葉寘至晚在咸淳元年即1265年還活著。這說明《坦齋筆衡》應該是葉寘在青年時的著作。葉寘在寫《坦齋筆衡》時,距離北宋政和年間(1111-1117)或宣政年間(1111-1125)已有一百余年了,文字中關于南宋部分的記載比較清晰,可信度很高,而關于北宋部分卻比較模糊,有不少道聽途說、猜測甚至錯誤的成分。關于顧文薦《負暄雜錄》成書時間問題,據鄭建華先生考證,因書中“金石毒”一條提到的宋理宗景定庚申年(1260年)是全書最晚的時間,顯然,其成書不會早于公元1260年。因此,顧文薦的《負暄雜錄》要比葉寘的《坦齋筆衡》晚幾十年時間。


元 托克托編《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列傳第二百二十八 宦官四——邵成章

  例如,關于邵成章和邵局的記載,就可能因道聽途說而產生了錯誤,這個錯誤在如今陶瓷業界已經廣為人知。據《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列傳第二百二十八“宦官四”記載,邵成章是一位耿直有骨氣的忠誠太監,原來是宋欽宗的內侍。1127年靖康之難時受命保護太子去和金國交涉,太子被擄去北方,他留在汴京。宋高宗趙構在南京(商丘)即位時,邵成章受命追隨而來,在揚州服侍宋高宗。后來遇到軍情而大臣黃潛善、汪伯彥知情不報、欺君罔上,邵成章上書皇上歷陳黃、汪二人誤國之罪,惹得皇上不高興,被除名去做了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對皇上諫言:"現在是什么時候了?邵成章因上書獲罪,皇上難道要堵塞言路?"時間一久,皇上思念成章忠心耿直,想招他回來,但隨從都不喜歡,就給皇上說壞話:“邵成章來了,陛下就沒有快樂了。”于是就讓邵成章止步于洪州(現河南輝縣)。金國人到洪州,聽說成章名望,想請成章出山,說:“知道您忠誠正直,如果能服侍金國皇帝的話,可以享受榮華富貴。”成章沒有答應,金人威脅他也沒有答應,軟硬不吃。金人說曰:"您真是一個忠臣,我們不忍心殺你。"放下金帛走了。邵成章根本沒有隨宋高宗南渡。《宋史》的這段記載表明,葉寘和顧文薦關于邵成章這部分是錯誤的。相似的內容在南宋人熊克所著《中興小紀》卷三中有記載。

元 陸友仁著《研北雜志》卷上記載的“邵局”,是指內侍邵諤奉命設立的渾天儀制造機構

  據元代書法家陸友仁著《研北雜志》記載,南宋紹興年間,宰相秦檜為彰顯示太平盛世,命內侍邵諤帶領百余工匠大修禮樂,人們叫它邵局。邵諤帶領工匠制造渾天儀一事,分別在《宋史》卷四十八志第一“天文一”、《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南宋熊克著《中興小紀》、南宋李心傳著《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四等文字記載為佐證,可見屬實。所以,“邵局”是存在的,但僅與邵諤和邵諤主持制造渾天儀有關,而與邵成章無關。

元 托克托編《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記載邵諤奉命制造“渾天儀”

元 托克托編《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中記載邵諤制造渾天儀的成就

  另外,查遍宋史也沒有發現邵諤與瓷窯直接相關。由此可見,葉寘和顧文薦關于邵局的記載也是不準確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年代久遠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所致。

  顧文薦在抄葉寘文字時,似乎感覺到原文有不妥的地方,把“政和間”改成了“宣政間”,將公元1111—1117年的時間段擴大到了1111—1125年,時間范圍從6年擴大到14年;把“襲故京遺制置窯于修內司”改成“襲徽宗遺制置窯于修內司”。時間范圍擴大好理解,一定是認為葉寘的時間可能搞錯了。“襲徽宗遺制“與“襲故京遺制”相比,卻大有內涵,我在后一節將講到。

  那么,葉、顧二人關于比“邵成章”、“邵局”更早的“汴京官窯”(即北宋官窯)記載會不會也出錯呢?因除葉、顧二人(其中一人為抄襲)的記載外,沒有任何其他宋朝史料來佐證北宋官窯,我認為僅憑葉、顧二人關于“汴京官窯”的單一記載,難以為據。我在《中國瓷器的巔峰——汝窯》中做過推測,由于宋徽宗個人的喜好,朝廷在京城或皇宮專門可能為宋徽宗設立過一個制作瓷器的小作坊(小御窯),而坊間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把它說成是“汴京官窯”。當然,推測總歸是推測,在有確鑿證據證明確實存在汴京官窯之后,我就會改變這個推測。

  根據以上梳理,“官窯迷局”也似乎撥云開霧:北宋汝窯不是官窯,北宋官窯是否存在證據不足。因此,南宋官窯就成了中國瓷器史上第一個真正由朝廷操辦的官窯。

南宋官窯概述

  宋欽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國軍隊在圍困多日之后,攻破了北宋首都——汴京,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難”。有多種正、野史料記載了靖康之難中金人對汴京的破壞和宋人朝野的慘狀。

北宋 丁特起著《靖康紀聞》記載了靖康之難時汴京朝野的慘狀

  據北宋末太學生丁特起所著的筆記《靖康紀聞》(又名《孤臣泣血錄》)記載,汴京軍民雖合力抗敵,也沒能阻止金軍破城。城破時,諸路金軍縱火燒了各個城門、新城里居民居宅、王公大宅,劫掠殺擄,火光亙天,達旦不滅,百姓哭聲震動天地……士庶號慟,皇上亦為之掩泣……舊城外新城里金人漸次下城,擄掠城中,兇豪小人導引金人,于坊巷劫掠,放火大擾,人們遷徙入角門內,由汴河凍冰上過,所過既多,踐履冰陷,溺及棄擲小兒不可勝計。亦有全家入井自縊者,亦有赴火死者。是日,日色如丹,煙焰中如有二日相斗之狀,眾目相視,莫能辨別。昔日繁華的都城,此時已是人間地獄。

  當時還處在奴隸制的金國,在攻入富足的汴京之后,野蠻地肆意燒殺掠奪,給大宋造成巨大破壞。綜合各類史料:金軍入城后,武力搜刮北宋朝廷、商人、百姓的黃金、白銀,要求城內“一應店肆居宅蓄收金銀之人,并盡納官”,并“拘交引、質庫、金銀彩帛鋪,家至戶到推認拘籍”,商鋪、銀鋪紛紛破產。金軍還搜抓京城的手工工匠,如內臣諸局待詔,手藝染行戶,少府監、將作監、文思院等處人匠,木匠、竹瓦泥匠、石匠、鞍作、玉匠、金銀匠、軍器監工匠等,被拘刮凈盡送往金國,工商業造成毀滅性摧殘。 金國崇拜中原文明,認為凡是宋朝的都是好的,他們將所有皇宮的儀仗法物祭器、宮廷禮儀器具全部掠走,并進國子監拿走藏書,還索取教坊樂人、琵琶、吹笙、彈箏等,帶往金國,供女真貴族取樂、享用。汴京文物典籍被劫掠,教育被破壞,百戲被摧殘,文化遭到空前劫難。當然,災難深重的仍是老百姓。金兵大量屠殺無辜平民,把人視同豬狗,“所過皆殘破,其所得漢人,并削發,使控馬荷擔;得婦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殺之”。汴京城內餓殍遍地,竟食人肉,“街巷有病氣未絕者,俄頃已被剔剝,雜諸牛馬肉賣之”。大量被俘漢人成為金軍的奴隸,在耳朵上刺字,押往云中(今山西大同),作為奴隸出賣。汴京周邊方圓幾百里都慘遭屠戮,“殺人如割麻,臭聞數百里。以故大疫,死者過半”。

  為斷大宋皇族血脈,金軍在撤離汴京時擄走宋徽宗、宋欽宗二帝及后妃、宗室、大臣及大批婦女等,朝廷上下為之一空, “二百年府庫蓄積”蕩然無存。當然,也有僥幸逃脫的,那就是宋徽宗的第九子、宋欽宗同父異母的弟弟——康王趙構——也就是南宋開國皇帝宋高宗。

元 托克托編《宋史》卷二十四—卷三十二 宋高宗趙構本紀

  據《宋史》卷二十四——卷三十二“宋高宗本紀”記載,金軍圍困汴京的前夕,趙構奉命帶大臣耿南仲一起去向金軍求和。途中,京城被圍,宋欽宗派人潛出京城,找到趙構,任命他為河北兵馬大元帥,令他火速募兵保衛京師。趙構利用朝廷號令輾轉河北、山東,會聚的各路軍馬已有近十萬,號稱百萬。但當他到濟州(今山東巨野)準備回師之時,汴京已經陷落。一些在靖康之難中幸免的后妃(如廢妃孟氏)、大臣紛紛趕來投奔康王并勸康王自立朝廷,康王隨即從巨野出發,來到北宋南京應天府(今商丘)。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一日,康王趙構即帝位于應天府,稱宋高宗,改年號為建炎,成為南宋第一個皇帝。

  《宋史》記載,南宋初年,在金軍的追擊下,宋高宗趙構先后駐蹕南京(即商丘)、揚州、杭州、建康(江蘇南京)、平江(蘇州)、臨安(杭州)、明州、定海(鎮海)、臺州、溫州等地,甚至一度還浮舟海上,四處逃竄,以躲避金軍。直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才往北到達越州,稍微穩定,次年改年號為“紹興”,升越州為紹興府,第二年又搬回臨安。在這之后的幾年里,由于各地抗金將領們連年打勝仗、收復失地,抗金形勢趨于好轉,宋高宗信心有了提升,又駐蹕建康,與金國形成對峙的相對穩定局面。應該說,宋高宗的本意,一直是想與金國議和,根本沒有和金國拼命抗爭之意,只要理解這點,就好理解為什么宋高宗一旦對金國取得一點勝利,就會停止乘勝追擊,將議和提上議事日程。在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宋金終于議和成功,劃秦嶺、淮河而治,宋金戰事暫時告一段落,宋高宗從建康返回,正式定都臨安。

《宋史》卷二十三 欽宗本紀 記載金軍擄走了所有皇宮的一切,包括祭器

  經過靖康之難,金國已經擄走了皇宮里包括祭器在內的所有一切,又經過將近十二年流離奔波的逃亡歲月,待議和成功、戰事告一段落、正式定都臨安之時,宋高宗的皇宮已經一無所有。此時,朝廷對瓷器的需求量很大,除了滿足宮廷日常用度,還需要大量的祭祀禮器。

  祭祀天地之禮早在夏王朝開始,就已經成為歷朝歷代統治者最重要的禮儀而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視,是我國古代國家宗教的一種形式,當然也是整個國家的頭等大事。從漢朝開始,定下了都城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祭祀格局,就像如今北京的天壇在南、地壇在北一樣。祭祀天地一般每年都會舉行,但南郊祭天大禮是每三年的冬至日舉行一次,北郊祭地大禮是每三年的夏至日舉行一次,祭祀對象是包括昊天上帝、皇地祗、太祖位在內的所有天地諸神和祖先,祈求風調雨順、福佑豐年、國泰民安,祭祀形式隆重而繁瑣。所以,無論對于流離失所十多年之后才獲得安定的南宋朝廷來說,還是對于不惜以進貢等手段向金國求和的宋高宗本人來說,在實現了來自不易的和平之后,祭祀天地都具有極其重要的特殊意義。事實上,宋高宗非常重視祭祀活動,根據《宋史》記載,南宋朝廷按期舉辦過很多次重大的祭祀活動,即使在金兵的追擊下輾轉遷徙過程中也不敢有所偏廢,只不過條件不好時采用權宜之計。途中好不容易從各州府收集一些祭器,由于金兵追來又“盡皆散失”。

元·托克托著《宋史》卷三十 本紀三十 高宗七:紹興十三年二月甲子制郊廟社稷祭器

  祭祀活動中所需要的祭器如何得到呢?在當時的條件下,自力更生是最好的手段。據《宋史》卷三十”高宗七“中記載,紹興十三年(公元1143年)二月甲子,朝廷開始制造郊廟社稷祭器。用什么材料制作呢?據南宋潛說友著《咸淳臨安志》卷三記載,紹興十三年(公元1143年)郊壇祭祀時,“祭器應用銅玉者, 權以陶木”,并為這次祭祀制作了祭器9205件,準備的儀仗有2220人。由于南宋朝廷當時財力薄弱、貴重材料稀缺,用傳統的玉、金、銀、青銅材料肯定不現實,無法重鑄北宋朝廷被掠奪損毀的銅玉禮器,出于節儉考慮,聰明的南宋朝廷想到了用陶瓷和竹木器暫時代替翠玉金銀青銅器,待有條件時再用貴重材料逐步取代竹木器。當然,陶瓷祭器并不是南宋原創,從北宋中后期就已經有所使用。

宋 潛說友著《咸淳臨安志》卷三:紹興十三年郊壇祭祀時,“祭器應用銅玉者, 權以陶木”

  那么,陶瓷祭器在哪里制造呢?據南宋朝廷禮部太常寺纂修的《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記載,在南宋初期20多年的時間里,朝廷曾在越州(今紹興)、余姚、平江(今蘇州)、臨安府等地選擇瓷窯生產祭祀用瓷。這也是在一些古越窯窯址竟然出現與南宋同時期的汝濁釉瓷器遺存的原因。紹興十四年(1144年)后,由“禮器局”負責制造祭祀陶瓷禮器。

南宋禮部太常寺纂修《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記載了陶瓷祭器燒制地方

  禮器局?據《宋史》卷二十一“宋徽宗本紀”記載,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7月設置“禮制局”,負責研究、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冠昏、喪祭沿革制度,設有詳議官,但在宣和二年(1120年)撤銷。禮器局不像北宋時禮制局建制的延續,顯然是為代替原由越州、余姚、平江、臨安府等地生產祭器而新設的一個機構。

南宋《中興禮書》卷九“郊廟祭器”記載了祭祀禮器經段拂、王鈇討論式樣后,由王晉錫負責制作,出現新機構“禮器局”

  為什么在古越窯之鄉,還要新設禮器局來生產祭器?祭祀禮器必須參照古制進行,這是從北宋中后期傳下來的傳統,很明顯,是宋高宗趙構不滿意這些年由越州、余姚、平江、臨安府等地生產的祭器了。根據《中興禮書》卷九“郊廟祭器一”記載,紹興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宋高宗對宰執官下達諭旨說,祭祀乃國家大事,所用祭器要相適宜,如郊壇祭天須用陶瓷祭器,宗廟祭器也當用祖先的式樣規制,你們可以訪求通曉禮器之人來做這件事。于是,尋找到了事中段拂、戶部侍郎王鈇、內侍王晉錫三人,委以重任。禮器局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的。禮器局的運作是段拂領銜,禮器由段拂、王鈇二人討論器樣、尺寸后,交王晉錫去把關制造。

南宋《中興禮書》卷九“郊廟祭器”記載了禮器局負責祭器制造并頻繁出現

  根據《中興禮書》卷九“郊廟祭器一”記載,禮器局自紹興十四年成立之后,十分忙碌,參照紹興十三年由秘書省修訂并頒發的《宣和博古圖》和一些收藏的古器物,全面改造南宋祭器。特別是紹興十六年前后,為郊壇大祭制造陶瓷祭器和其他材質祭器忙得不亦樂乎,此時禮器局的主管是段拂,王晉錫只是一個臨時給祭器把關的內侍。根據文獻和現代考古證明,禮器局在此時已經在臨安皇城附近建立了陶瓷窯,專門燒制陶瓷祭器。上圖《中興禮書》卷九“郊廟祭器一”還記載了一條十分重要的信息:“紹興十六年三月八日,守給事中段拂的箚子,奏:臣聞記禮者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家造祭器為先,蓋祭以事神,器以藏禮。奉祀宗廟,足以隆孝饗;寵錫勛勞,足以昭慶澤。……”禮器局主管段拂在奏文中說:《禮記·王制》中講“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是造家用品都要以“祭器”為制度,以達到用“祭”來祭祀神靈、用“器”來承載禮制,奉祀宗廟,以引導天下孝道,按功勞賞賜,足以彰顯皇恩浩蕩。“錫”同“賜”字,是皇帝語言的傳統用法。《中興禮書》卷九、卷十記錄了紹興十五年、紹興十六年、紹興十九年進了三次包括陶瓷祭器在內的大規模祭器制造,并且逐步按古制進行規制。段拂奏折中的這段話,蘊含了一個重大背景信息,那就是:禮器局為燒造祭器而設立的瓷窯,在祭器制造中出了大力,產能逐步提升,而祭器制造畢竟不是連續的,閑時還在制造燕器——即生活用器。但生活用器的制造,不能耽誤祭器的制造,即使制造生活用器,也要用祭器的禮制來規范,以示隆孝饗、錫勛勞、昭慶澤。這說明了什么?說明了此時,禮器局設置的官窯已經在燒造生活用品瓷器了——即:南宋內窯的設立時間,在紹興十六年(1146年)之前!

《宋會要輯稿》方域二提到紹興九年——紹興十二年 王晉錫還是“提舉修內司承受提轄”

《宋會要輯稿》方域二提到紹興十四年 王晉錫已是“提舉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

  說完禮器局,再來說說王晉錫。不少明清書籍和當代陶瓷界專家,把王晉錫說成是“修內司官窯”的建造者和領導者,果真是這樣嗎?根據《宋會要輯稿》第一百八十七冊 “方域二”記載,從紹興九年(1139年)正月二十二日到紹興12年(1142年)十一月十四日這段時間,王晉錫還是“提舉修內司承受提轄”,即掌管修內司的領管,還在行使修內司職責,如修繕崇政殿、文德殿、紫宸殿等,到了紹興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王晉錫已在“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祗候”任上,成了皇宮內侍。這時候,禮器局、內窯都還沒有設立。

《宋會要輯稿》禮一五記載王晉錫進言說有很多祭器不合舊制,皇上令王晉錫監造

  據《宋會要輯稿》第十六冊 “禮一五”記載,紹興十五年(114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內侍王晉錫(對高宗皇帝)說:“恭承處分,令宣押太常寺使臣王彥能等省記大禮朝享太廟合用禮器。今檢對御府《博古圖》指說畫到樣制,及未有樣制尊罍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討論制造。”意思是對照御府《博古圖》,祭器中竟然有五百九十六件套尊罍不合格!皇上認為王晉錫很懂尊罍等祭器,于是下令段拂、王鈇研究討論,讓王晉錫負責制造。從這些記載看出,王晉錫由修內司提舉,到皇宮內侍之后,幾次明確記載他去制作祭器,但并沒有改變內侍身份,直到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讓位去做太上皇,王晉錫才被孝宗調整去“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為止。去看管佑神觀,還不用早朝奏請,可見是個清閑活,相當于提前退休。以上記載說明,王晉錫去制造祭器,只是個臨時性工作,他仍然還在內侍的任上,他與內窯的關系,相當于客串一個“技術指導”而已。

  那么,制造禮器祭器的內窯,建在了哪里呢?據葉寘《坦齋筆衡》:“置窯于修內司,燒造青器,名曰內窯”,內窯就建在修內司嗎?

宋 潛說友著《咸淳臨安志》 卷十四 記載了修內司營在萬松嶺下,孝仁坊內石頭橋

  據南宋潛說友著《咸淳臨安志》 卷十四所記載,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臨安行在的禁衛兵中,修內司營駐地有萬松嶺下和孝仁坊內石頭橋兩處。

宋 潛說友著《咸淳臨安志》 卷十 記載了青器窯在雄武營山上、圓壇左右 

  而潛說友在《咸淳臨安志》 卷十“三衙” 中記載了青器窯也有兩處,一處在雄武營山上,另一處在“圓壇”附近,圓壇即郊壇。這兩處正是南宋朝廷開辦的瓷窯,即官窯。

1268年南宋咸淳四年臨安志地圖,紅圈處標出了修內司和郊壇的位置

  一般來說,由于當時交通能力所限以及燒窯的勞動力主要來源是修內司營的士兵,所以,“修內司內窯”應該離修內司所在地或修內司營所在地不遠。從上圖所標的位置來看,咸淳四年的修內司(右邊紅圈處)離大內皇城不遠。在當時擁擠的臨安都城,離皇城根這么近的地方,屬于“寸土寸金”之地,朝廷不會在如此近的地方設置多座既耗費大量燃料、又容易引起火災的陶瓷窯,所以我判斷,所謂“雄武營山青器窯”,就是“修內司內窯”。這就是葉寘、顧文薦所描述的“襲故京遺制,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

  現在的陶瓷界專家、學者把葉寘所記載的“襲故京遺制”理解為“沿襲北宋官窯的模式(體制)”,專指瓷窯,這就大錯特錯了。根據上文分析,朝廷(禮器局)設置官窯的目的,是由于平江、余杭、臨安和其他古越窯燒制出的祭器不合古代規制,宋高宗趙構才下令段拂、王鈇、王晉錫等人專門指導燒制祭器的。而段拂也向皇上保證“祭器不成不造燕器”,全力保障祭器生產。祭器的設計、生產要嚴格按照《宣和博古圖》進行,尺寸、樣式都必須嚴格遵照“故京遺制”。而作為一個瓷窯,僅生產祭器是很浪費的,內窯在不生產祭器時也生產燕器(生活用器),同時上文也提到,燕器的生產也要按照祭器的樣式進行,以達到用“器”來承載禮制、引導天下孝道的目的。這就是“襲故京遺制”的真實含義。

  與葉寘的“襲故京遺制”相比較,顧文薦在文章中改成“襲徽宗遺制“就要準確得多,也更能說明所謂的“遺制”是“按照《宣和博古圖》的規制”的意思,而不是什么“北宋官窯”。《宣和博古圖》是宋徽宗親自部署并校檢,由王黼在大觀初年(1107年)開始編纂,成書于宣和五年(1123年)之后。該書有三十卷,著錄了當時皇宮在宣和殿所藏—自商代至唐代的古代青銅器,分鼎、尊、罍、彝、舟、卣、瓶、壺、爵、斝、觶、敦、簠、毀、鬲、鍑 及盤、匜、鐘磬及錞于、雜器、鏡鑒等二十類839件。每類有總說,每器都摹繪圖象,勾勒銘文,并記錄器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有一些還附有考證。所繪器形準確,圖旁器名下注“依元樣制”,或“減小樣制”等以標明圖象的比例,按照“祭祀禮器規格檔案”的格式所列。《四庫全書總目》評述《宣和博古圖》:“其書考證雖疏,而形模未失;音釋雖謬,而字畫俱存。讀者尚可因其所繪,以識三代鼎彝之制,款識之文,以重為之核訂。當時裒集之功亦不可沒。”可見,《宣和博古圖》已成為后世青銅禮器或陶瓷器制作的范書。史載宋高宗趙構在逃亡途中,曾將隨身攜帶的《宣和博古圖》遺失,立即命人按照《宣和博古圖》的模式,重新考證并繪制博古圖,以指導祭祀禮器的制作。條件所限沒有青銅原料沒關系,可以用竹木陶瓷暫時替代,但祭祀禮器的形制規格不能走樣,必須依古制進行。在禮官的不懈努力下,終于在紹興十三年(1143年)二月及四月,太常寺重新頒布《宣和博古圖》,并以此為依據,大規模改造祭祀禮器。所以,葉寘的“襲故京遺制”顯得非常籠統、寬泛、模糊,而顧文薦將它改成“襲徽宗遺制“可謂畫龍點睛之筆。

  那么,如何按照傳統規制來生產呢?葉寘、顧文薦在記載中說的很清楚——“澄泥為范”。“范”即模子、隔板等,這是自古以來制作青銅器、錢幣的慣用技術,能使產品嚴格控制在既定的樣式、尺寸之內,十分精準。只有這樣生產出來的祭器,才能滿足宋高宗的要求。同時,按照這種模式生產的生活用器,固然精美。這就是葉寘、顧文薦所說的“澄泥為范,極其精致,油色瑩徹,為世所珍”。

  上圖左上紅圈處是另一處青器窯所在地——郊壇下官窯。據業界專家分析,郊壇下官窯設置于1204年左右,大概原因是內窯離皇城太近,且大內皇城有幾次嚴重火災,導致內窯的規模在逐步縮減。葉寘寫《坦齋筆衡》時(成書于1212年左右),郊壇下官窯已經設立,但內窯直到1268年還在運轉。葉寘覺得新窯比內窯大但不如內窯好,所以他寫道:“后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

南宋 趙彥衛著《云麓漫鈔》卷十記載 臨安燒青瓷,要比越窯、龍泉窯好窯器

  宋朝王室后裔、南宋人趙彥衛在《云麓漫鈔》中對臨安新窯的記載,可以從側面佐證郊壇下官窯的設置。他說,青瓷器,都說出自李王,號稱秘色瓷,也有說出自越王錢氏王,如今處州龍溪燒的是粉青,越窯是艾色,從唐代陸龜蒙的《進越器詩》……可知唐代就有了,最近臨安也自己燒制青瓷,都要勝過這兩窯。《云麓漫鈔》成書于南宋開禧二年(1206年),趙彥衛寫書在這此之前,這個時間與郊壇下官窯的設置時間大體相當。

杭州老虎洞遺址出土的陶質祭器——觚


杭州老虎洞窯遺址出土的祭器——尊,殘高12、口徑16cm

  南宋祭器和北宋相比,從南渡之初的權宜充代,到禮器局的依禮規范,除了制度上更趨完善和數量上有所增加和固定外,種類并無根本變化。除了竹、木、銅、金、玉、石等質地的祭器外,還有很多陶瓷質祭器,如簠、簋、觚、豆(登)、尊、罄 等,其中尊有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罄也有六罄——犧垂、象垂、著垂、壺罄、大垂、山垂。開始以陶質為主,后來也有一些升級為瓷質,當然一些瓷質祭器逐步變為祭祀、生活兩用器。這些陶瓷質祭器開始均由臨安附近的傳統瓷窯生產,后來都轉變由禮器局設置的官窯直接生產。如上圖就是一件杭州老虎洞窯(即修內司內窯)遺址出土的器物——尊,雖然是一件復原的殘件,但依然可以看出,其造型優美,薄胎厚釉,施粉青釉,釉面滋潤光滑,有鐵線開片,口部略有變形而呈橢圓形,外壁出戟,內壁頸部有明顯泥條盤筑及輪修痕,造型與做工非一般純粹燒制生活用品的瓷窯可比。

  為什么有修內司內窯,又要設立郊壇下官窯?他們是如何交替的?我根據相關史料判斷,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自高宗之后的孝宗開始,朝廷對祭祀已經越來越不重視,祭祀的次數和規模在逐步減少,光宗有精神疾病,到寧宗嘉泰年間朝廷祭祀活動已經近乎停止,作為以祭器生產為主業的內窯,主業已接近荒廢,主要以生產生活用器為主,本末倒置了,這也就預示著對朝廷來說,修內司內窯已顯得無足輕重。但作為一個朝廷下設的官窯,依然有生產日用瓷器的任務,經濟意義不可或缺。二是與南宋中期臨安府所發生的變故有關,史載寧宗嘉泰年間(1201~1204年),臨安皇城發生了幾起大的火災,造成了極其慘重的后果,尤其是嘉泰四年(1204年)大火連修內司都燒毀了。這樣在重建百官衙署時,肯定會更加注意防火安全的問題而把修內司官窯移至城外——而郊壇一帶位干鳳凰山西南,離皇城大內較遠,同時郊壇周圍又有一個民窯作為基礎,是比較理想的遷徙地點,因此就把官窯逐步遷徙到此就順理成章了。從考古發掘也可以看出,郊壇下官窯沒有生產祭器的遺跡。葉寘在年輕時期,應該是兩窯并存的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期與葉寘《坦齋筆衡》推測成書時間1212年相距不遠。

  修內司內窯、郊壇下官窯生產的燕器也就是生活用器,包括依古式樣規制的觚、簋、樽、鼎、香爐、花瓶等陳設用瓷,盤、碗、碟、杯、罐、盆、缽、執壺等日常生活用瓷以及盒、洗、水盂等文房用瓷。兩座官窯生產的日常用器添補了朝廷用度,其中的精品迅速成為朝野上下的爭相收納的收藏品,比如《武林舊事》卷二”賞花“、”挑菜“條中提到的將官窯器作為獎賞宮女、下人的賞賜品。

  德祐二年(1276年)2月4日,忽必烈的蒙元大軍攻占了南宋都城臨安,南宋隨即滅亡。臨安皇城被歸入元朝版圖之后,烏龜山郊壇下南宋官窯也壽終正寢。自紹興十六年(1146年)左右修內司內窯設立開始,嘉泰四年(1204年)左右郊壇下官窯設立,到南宋滅亡止,南宋官窯存續時間約為130年。從現場考古看,修內司內窯、郊壇下窯在元朝之后依然有延續生產,不過這時已屬民窯性質,就不能稱之為官窯了。其中,修內司內窯所在地在元朝還生產“哥窯”或“哥哥洞窯”瓷器。

南宋官窯的發掘

  自南宋滅亡之后,雖然郊壇下、修內司兩窯還延續燒了一段時間,但隨著元代杭州臨安城區不斷往西北方向發展,到明代,郊壇下窯連同原來的修內司窯一起,都成了遠離城區的荒涼之地。昔日熱火朝天的爐窯繁忙之地,不久之后就變成了丘陵、墳地和森林,直至地面遺跡消失殆盡。

  進入1920年代,在陳萬里等專家的倡導下,田野考古傳入我國,杭州南宋郊壇下官窯遺址是當時最早發現的古窯址之一。1930年,日本小笠原彰真受大谷光瑞派遣,在杭州烏龜山南麓發現南宋郊壇下官窯遺址,并采集了大量瓷片標本。時任日本駐杭州總領事米內山庸夫等人開始根據文獻對南宋官窯進行多次實地勘察,并采集大量瓷片和窯具。中國當局得知情況后即派我國古陶瓷專家周仁前往實地考察研究,周仁在多次考察后寫出了發掘報告并指出“烏龜山官窯可能是內窯”。葉麟趾先生1934年也將南宋官窯列入他的著作《古今中外陶瓷匯編》。1937年兼法學家和古陶瓷愛好者于一身的朱鴻達先生前往實地調查之后,出版了《修內司官窯圖解》一書,認為烏龜山窯就是南宋官窯,從而引起轟動。此后,中外專家學者蜂擁而至,一時掀起南宋官窯考古熱潮,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還是米內山庸夫。但當時還未進行科學發掘,研究成果還只停留在瓷片、窯具遺存等表象。

郊壇下官窯


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 南宋官窯遺址

  1956年、1980年、1985年,浙江省文物部門根據資料判斷和偶然發現,對位于烏龜山下的郊壇下官窯遺址進行詳細的大規模發掘,終于搞清楚了郊壇下官窯的工場狀況,將從練泥、成型、修坯、上釉、晾干到素燒等一整套完整的工藝流程,和窯場遺址、出土遺存物一起,完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使現在的人們,能親眼目睹八、九百年前南宋郊壇下官窯的盛況。

南宋官窯遺址出土 南宋郊壇下官窯瓷器

修內司官窯

  應該說,郊壇下官窯遺址的尋找、發掘都是比較順利的,陶瓷界、考古界關于它的爭議也比較少。但是,修內司官窯就不同了。與郊壇下官窯相比,修內司官窯遺址尋找頗費周折,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不同意見頗多,爭議很激烈,至今尚存有一些爭議未解決。

  1930年代往后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外專家前往鳳凰山下訪古絡繹不絕,但確切的窯址并未發現。大多學者僅奔“南宋官窯”慕名而來,分不清哪是郊壇下官窯、哪是修內司官窯,概念模棱兩可 。例如,日本人米內山庸夫等,既到郊壇下遺址采集很多瓷片,也到鳳凰山窯址采集很多瓷片,自以為找到了修內司窯遺址,在世界上極有影響的雜志、報刊發表,影響面很廣,但仔細研究米內山庸夫采集的這些瓷片,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黑瓷等多種多樣,其中青瓷又以龍泉窯為最多。很顯然,從米內山庸夫文章所述,他拾到瓷片的地方,只是杭州丟棄廢瓷器碎片的城市遺址而不是窯址。《中國陶瓷史》中說:“似乎可以肯定, 米內山庸夫采集到的標本、多數不是修內司官窯的產品。因為沒有任何文獻資料說到修內司官窯燒過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就是他采集的青瓷碎片似乎也不都是修內司官窯標本” 。現在知道米內山庸夫搞錯了,但他的書、他的圖片、他的結論對世界各國專家影響深遠,我國的一些老專家也被他帶到溝里了。我國著名法學家、古陶瓷愛好者——朱鴻達先生,于1937年8月出版《修內司官窯圖解》一書,誤把郊壇官窯遺址當成修內司官窯遺址。該書影響很大,又一次對業界造成了誤導。陳萬里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中國青瓷史略》中說:“關于修內司窯在鳳凰山下這一點,三十年來經過好些人調查,都不能證實它的窯址所在。又查鳳凰山下以及附近萬松嶺一帶,由于一部分在當時就是‘大內’的地方,其中有定窯、龍泉窯,并且有黑釉的碎片,那是當時應用的物品。”

  由于古代文獻記載少且含糊不清,探索中又長期沒有找到遺址,一些專家學者要么否定修內司窯的存在,要么把官窯與“哥窯”混淆,使爭議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例如,有的專家以葉寘、顧文薦記載中存在明顯錯誤,判斷“修內司”是官署,在官署設窯根本不可能。即使后來找到了窯址,這些專家也不承認,認為“內窯”不是修內司官窯,而是臨安窯,同時根據鳳凰山窯有元蒙文字,其出土器物特征與孔齊在《至正直記》中描述的特征相似,認為鳳凰山窯僅為哥哥洞窯。

  其實,更大的混亂還是來源于紫禁城和故宮博物院。大家知道, 經過元、明、清三朝二十多代帝王幾百年的搜集,到清末紫禁城留存有數量驚人、比較可靠的傳世精品瓷器,因此文物界、收藏界有這么一個傳統,喜歡把宮中收藏的瓷器作為印證文獻記載證據和印證出土瓷器種類、年代、窯口的標準器。問題是,如果宮中對這些名貴瓷器甄別不清、分類不明,那對社會的影響將是很大的。事實上,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乾隆年間,紫禁城曾仿效北宋宋徽宗做法,將宮中收藏品著錄成《西清古鑒》、《西清續鑒》、《寧壽古鑒》、《石渠寶岌》等書,但書中確有汝窯鈞窯不分、哥窯官窯不分等現象,有的概念混淆,有的張冠李戴。現代專家學者研究發現,酷愛瓷器收藏達到癡迷程度的乾隆皇帝,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汝窯鈞窯不分、哥窯官窯不分者。乾隆皇帝寫了很多首關于宋代瓷器的詩,并讓人將詩刻他喜歡的傳世精品瓷器底部。對這些刻詩行為,業界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刻上皇帝的詩后,瓷器身價更高;更多人認為這種行為破壞了瓷器的完整性和器物本身的美感,加上乾隆寫詩的文采和水平都不高,整體顯得不倫不類、大煞風景。更大問題是從乾隆的詩可以看出,他把宋代官窯瓷器武斷地定為汝窯、鈞窯、哥窯、官窯、修內司窯與郊壇下官窯六種,刻字時又把贊美這種瓷器的詩刻在了另一種瓷器上,張冠李戴,由此帶來混亂。

  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時由清室善后委員會、1932年由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前后兩次組織對故宮文物進行清點、造冊。在這兩次點查報告中,有關宋代官窯瓷器的定名分類只有汝窯、鈞窯、哥窯、官窯四種。1935年,時任故宮博物院瓷器專門委員的郭葆昌先生,曾對乾隆御制詩進行了研究和輯錄。結合乾隆御制詩和其他文獻,郭葆昌先生又對宋代官窯瓷器進行了較為全面的鑒定。1936年郭先生任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瓷器專門委員時,他對參展瓷器進行了挑選與再鑒定工作,鑒定結果編成《參加倫教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一文公開刊出。郭先生在文章中又將宋代官窯鑒定為鈞窯、汝窯、哥窯、官窯、南宋官窯與郊壇下官窯六種,該文把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瓷器鑒定為官窯——即北宋官窯器,把郊壇下官窯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者鑒定為修內司官窯器,把部分修內司官窯器鑒定為哥窯器,把汝窯(民窯)、鈞窯(金元之后)、哥窯(宋元之后的民窯)不加研究地定性為宋代官窯,如此張冠李戴明顯受了乾隆和乾隆詩的影響。當時很多專家對郭先生的劃分很有意見,例如陳萬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針對郭先生《圖說》中的鑒定發表過《故宮一部分古瓷鑒定之商榷》一文,質疑郭先生定斷無依據,指出郭先生對同一件瓷器一會兒是官窯、一會兒是哥窯,標準模糊不清,讓人云山霧罩、莫名其妙,十分好笑。但反對沒有效果,木已成舟。

  由于長期“ 張冠李戴” ,導致瓷器特征和標準混亂,阻礙了修內司官窯窯址的尋找發掘,還導致修內司官窯器長期淹沒在”傳世哥窯器“中。

  但是,峰回路轉出現在1996年。1996年9月,一場洪水意外地在杭州市上城區鳳凰山與九華山之間,一條長約700米狹長溪溝西端的一塊平地上,沖刷出了一處古窯窯址——老虎洞窯遺址。

老虎洞窯遺址

  該遺址南距南宋臨安大內皇城的北城墻不足百米,距郊壇下官窯約2.5 公里。同年10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考古調查,發現2座窯爐和作坊遺址,出土少量瓷片、素燒坯、窯具等。經國家文物局批準, 1998年5—12月、1999年10月—2001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對該窯址進行兩次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除部分地層被有意保留以外,揭露了該窯址的全部文化層,實際發掘面積約2330平方米,發掘5X5探方86個。完整地清理出窯址范圍內的各種遺跡,包括不同時代的龍窯窯爐3 座、小型饅頭窯4 座、作坊10座、澄泥池4座、轆轤基座坑12個、施釉用的釉料缸2口、開采原料的礦坑遺跡2 處,使我們可以較清楚地看到一個規模不大的窯場的組織形式和生產流程。

老虎洞窯遺址出土的窯具

  老虎洞窯址的發現和發掘,引起重大轟動。特別是對遺址清理出的窯具、瓷片進行復原后,結果更是令人興奮。

  遺址根據不同時期地層共分4層:第一層是最早期的最底層,其遺存物比較雜亂,預示在北宋時期此地是一個人們生活過的地方。

  第二層發現多處瓷片坑,這些坑是因瓷器不合格打碎后集中填埋的地方。經碎瓷片復原了大量瓷器,既有碗、盤、杯、碟、洗、盞托、瓶、罐等日常用具,也有仿青銅禮器的爐、尊、觚、琮式瓶、供碗等祭祀禮器,禮器、祭器所占比例相當大,器型也很大,都使用裹足支釘燒法,相當講究。胎色以灰褐色和褐黑色為主,釉色有灰青或粉青為主,淡雅光潔,溫潤如玉,布滿開片,其中大開片多為長條狀。這層還出土了多種窯具。這分明就是一處既生產祭器、又生產燕器的南宋小型窯場。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鼎式爐,高13、口徑15、腹徑15.6cm。灰黑胎較薄,施粉青釉,滋潤如玉

  第三層出土的瓷片較少,經復原器物有碗、盤、套盒、洗、瓶、尊式爐、花盆等日常用器,總體數量不大。與第二層比,禮器有但數量變得很少,做工略顯粗糙,多用墊圈支燒,少量高檔器仍用裹足支釘法,釉色、器物造型與第二層很接近。據分析,此層仍應為南宋層,似乎是郊壇下建立新窯后,此處繼續燒造留下的遺跡,只不過規模減小、技術降低。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觚,高25、口徑15.3、底徑9.7cm。胎骨灰黑,施青灰釉,外壁釉面有黃斑和細碎紋,內壁釉色均勻

  第四層離地面最近,多處被葬墳挖墓破壞,比較混亂。沒有瓷片坑,但有瓷器作坊,出土器物有碗、盤、洗、瓶、爐、鳥食罐等,尤其以洗、爐等文具和陳設瓷為多。器形小,變化較大,應是日用品。胎多為褐色或黑褐色,胎質較粗,胎體較厚,釉色較暗淡,以灰青、青泛黃為主,少量黃白,有開片,釉層薄但玻璃質感強。以裹足支釘、裹足刮釉法為主。該地層中出土多件帶八思巴文“章記”或“張記”的窯具墊餅,可以確認是該時期的生產用具。八思巴文是蒙古文字,所以第四層的時期可以確定為元代,而且還可以初步認定是哥窯產品。比較有意思的是,這層還出土了唯一一件帶有“修內司窯”銘文的青瓷蕩箍!因為是僅此一件,可能是遺落,也可能元代時某些挖掘,造成部分遺物串層。后經專家對這件出土于元代地層的銘款為“修內司窯”的青瓷蕩箍胎釉成分進行分析表明,蕩箍的胎、釉都落入了南宋層瓷片的成分范圍,說明該蕩箍實際上為南宋時期的產品,因此這件蕩箍應該被視為老虎洞窯就是南宋“修內司官窯”的直接實物證明。

老虎洞窯址器物——帶有“修內司窯置庚子年...匠師造記”刻銘青釉蕩箍

老虎洞窯址元代地層出土的窯具支釘

  2001年6月,我國文物界召開了“杭州老虎洞窯址考古發現專家論證會”,絕大多數與會專家學者根據現場發掘、文獻、世界各大博物館藏品比對分析,認為老虎洞窯就是文獻記載的修內司官窯!更準確地說,老虎洞窯址的南宋地層應該就是“內窯”!

  老虎洞窯址發掘成就是令人振奮的,一些當年質疑修內司窯、內窯是否存在的專家學者,大多轉向支持發掘結論。當然欣喜之余,業界也還存有一些爭議,例如內窯不一定就是修內司窯、第二層年代確定依據不足等,需要更為深入地探索研究。這也是少量專家學者對老虎洞窯就是修內司窯持謹慎態度甚至質疑的原因。

南宋官窯的特征和典型文獻記載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獸首環耳壺,高37、口徑13.5、底徑16.8cm。淺灰胎較厚,局部呈深灰色,通體施粉青釉或米黃釉,滋潤如玉,冰裂紋

  綜合以上分析,對南宋官窯有以下六點判斷:

  一、南宋官窯中,修內司窯(內窯)建立在先,郊壇下官窯建立在后。

  二、建立修內司窯(內窯)的初衷,是為了按照《宣和博古圖》來改造、制作朝廷祭祀用的陶瓷禮器。燒窯勞動力主要來自兵營的士兵。

  三、初期修內司窯(內窯)以生產祭器為主,在閑暇時段也生產燕器即生活用瓷器。隨著朝廷祭器的逐步完善,以及朝廷對祭祀重視程度下降,修內司窯(內窯)燕器生產量加大、祭器生產量逐步減少。燕器的器型也盡量遵循禮器古制。

  四、修內司窯(內窯)由于祭器生產任務下降而變得重要性降低,同時由于距離皇宮太近,為防火需要,朝廷決定在郊壇下另立新窯。遷窯之初,新、舊兩窯還并行運轉了相當一段時間之后,內窯才關停,這段時間,內窯的生產數量在迅速減少、質量也在下降。

  五、郊壇下新窯以生產燕器為主,以生產祭器為輔。瓷器質量稍有下降,但日用品器型豐富多彩。

六、南宋滅亡之后,兩窯的官窯性質宣告終結。在元朝,修內司窯(內窯)所在位置又重新建立了一座民窯,生產生活用器,燒制方式和裝燒方法又有提升。按照文獻記載和出土的蒙文窯具,顯示元代建立的民窯應是著名的“哥窯”。哥窯生產的陳設用瓷,因制作精良、器形帶有濃重的祭器莊重風格而成為傳世精品。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青釉梅瓶,高33.5、口徑6.2、上腹徑19.8、底徑9.5cm。外壁釉略厚于內壁釉,冰裂紋稀疏,胎骨灰黑

  基于以上幾點判斷,我們再來談南宋官窯特征,就心里有數了。由于祭器的生產有很大的時效性,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完成任務以滿足祭祀的使用。在祭器的器型和胎釉方面,首先器型、尺寸必須嚴格按照《宣和博古圖》上的圖形和尺寸進行,所以在祭器毛坯成型時,要使用澄泥做的模子或隔板——即所謂的”范“;其次要保證釉色滿足祭祀的要求;對于胎的質量,其重要性就沒有那么嚴格了。出窯后器型、釉色稍有不合格者,就會送到瓷片坑打碎填埋。所以,修內司窯(內窯)的瓷器一般都帶有器型規整古樸但胎質不一定好的特點。正如朱伯謙先生指出,器形大,造型豐富,器類超出了從傳世品獲得的對南宋官窯的認識,這是老虎洞窯發掘為我們提供的新認識。李知宴先生也認為,老虎洞窯器物的胎質并不佳,但器物很美觀,這是由于采用了特殊的加工工藝,因此其是美在工藝,美在人文價值,是南宋時杭州作為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的歷史產物。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鏤孔套瓶,高21.2、口5.8、底7.5cm。深灰胎,灰青乳濁釉,有細密紋線。瓶內置膽式套瓶,腹刻蓮紋,中間以鏤孔纏枝花卉相連

  一些業界專家學者是這么贊美南宋官窯青瓷器:以造型和釉色作為美化瓷器的藝術手段,展現出獨特的風姿神韻。它的器型敦厚端莊,線條柔和流暢,胎體薄而堅致,釉層厚而瑩澈;幽雅的色澤、如玉的質感,達到了青瓷釉色之美的極致。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樽式爐,高14.8、口徑19.5、底徑18.7cm。淺灰胎較厚,施薄灰青釉,有細密開片

  那么,南宋之后的歷史文獻記載是如何看待南宋官窯的呢?

  先來看看元代人。元代著名的吳中學人鄭元祐(1292-1364年)是元代山水大畫家黃公望的粉絲。鄭元祐欣賞著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九峰雪霽圖》《丹崖玉樹圖》《天池石壁圖》等氣勢磅礴不朽之作,為黃公望晚年那草籀筆意的工筆、雄秀蒼茫的氣韻所傾倒,興奮之余寫出《黃久子山水二首》,收錄于他的詩集《僑吳集》中。黃公望(1269-1354年),本名陸堅,字子久,號一峰,常熟縣人,元代畫家,早年過繼給永嘉府平陽縣(今浙江溫州平陽)黃姓人家為子,改姓黃,名公望,世人也稱他“黃久子”。

元 鄭元祐著《僑吳集》卷二“黃子久山水二首”

  鄭元祐在詩中描繪了黃公望的創作思想、創作心境,把黃公望在畫作中融入宗教式探索——內境山水之魂刻花得入木三分。詩中有一句“官窯器列八珍饌,博山爐焚三杰香”涉及到官窯,意思是在拜祭儀式中,使用官窯器盛貢品、使用博山爐焚香。可見,在元代文化人的觀念里,官窯器是最適合在莊重肅穆祭祀場合中使用的禮器。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套爐,高13.2、口16.5、底16cm。雙層壁,胎體灰黑,釉青灰泛黃,鏤孔多被流釉填滿,內壁有蚯蚓走泥紋

  元代后期山東曲阜人孔齊(孔克齊),于兵荒馬亂之中游歷了很多地方,并將沿途所見所聞寫成一本雜聞集——《至正直記》(也叫《靜齋至正直記》)。《至正直記》的內容包括當時政治、經濟狀況,器物制作情況,以及文學、藝術成就和當時的人文社會習俗,是一部很有史料價值的筆記。

元代孔齊著《至正寘記》卷四“窯器不足珍”

  《至正直記》卷四中,收錄了孔齊在至正癸卯年(1363年)冬天寫的日記——窯器不足珍。孔齊寫道:以前常常聽玩收藏的人說,千萬不要碰老的定窯官窯瓷器,這次我是親眼所見。在家時,表兄沈子成從余干回來,帶了兩個直徑一尺的景德鎮老舊御土窯器碟子,說是三十年前所造,它的胎質與釉色屬于好的定窯器中的中等,而精通古器的人卻都分辨不出來(像老物品)。至正乙未年(1355年)冬天我在杭州時,買了哥哥洞窯器的一座香鼎,質地細膩但確實是新的,而其釉色瑩潤像舊的,連懂得的人都有點糊涂了。會荊溪王德翁也說:‘最近市場上出現的哥哥窯瓷器絕對不是古官窯器,不得不小心辨別啊’。今天在慶元看見一只普通的青瓷菜盆,質地雖粗糙,釉色也像舊窯,這只不過是大街上買的低檔物件,想一些辦法把它弄得細膩一點,再過些時日,就可以以假亂真地當老東西賣了。我終于知道定器官窯不能隨便玩(指收藏)。只有真正像美玉的東西,才值得收藏。今天記下這些,希望引以為戒。癸卯年冬記。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套爐,高13.2、口徑16.5、底徑16cm。雙層壁,胎體灰黑,通體釉,釉青灰泛黃,鏤孔多被流釉填滿,內壁有蚯蚓走泥紋

  孔齊的這篇日記實際上是想以親身經歷告誡想收藏定器官窯的人,當前假貨很多,容易上當受騙。他遇到這些,與他所處的階層有關。從他這篇日記中,可以發現當時社會中的一些蛛絲馬跡——定器官窯已經成為人們的收藏品,排序是定器在前、官窯在后,但以假亂真者多;哥哥洞窯瓷器和官窯瓷器很像,社會上常有以哥哥洞瓷器假冒官窯瓷器牟利;官窯香鼎是人們喜歡的收藏器型。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紙槌瓶,高18.3、口徑6.9、腹徑11.2、底徑6.8cm。薄胎厚釉,胎骨灰黑,施青灰釉,外壁釉厚1mm,釉面略有淺線開片,內壁薄釉

  元代末期詩人張昱的詩集——《可閑老人集》卷四中,有一首名為《安晚堂》的詩:有酒如澠不用謀,阿翁只合賦三休。鄉閭可杖容稱老,晚節能安自不憂。絲竹閑情信陶寫,起居惟適是溫柔。百年耆舊今誰在?且醉官窯大白甌。

元代 張昱著《可閑老人集》卷四:安晚堂

  張昱,字光弼,自號一笑居士,廬陵人。元末張昱跟隨左丞楊旺紥勒到江浙行省任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楊旺紥勒死后看破紅塵、棄官隱居。元滅亡后,明太祖朱元璋召見張昱,看他這么老,就說“可閑矣”。于是張昱自己改名為可閑老人,從此閑云野鶴、放浪山水,終年八十三歲。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碗,高7.4、口徑18.3、底徑7.2cm。灰青釉略泛黃,深灰胎較厚。墊燒,足端露胎處呈紫紅色

  張昱在《安晚堂》中描述了他辭官之后輕松自如、安享晚年的愜意生活,最后以一問一答結尾:能在官場廝混終老的有幾個啊?哪里比得上我這用官窯大白碗大口喝醉來的痛快!他其實是在借用“官窯”兩字來表達對官場的蔑視。

元末明初 曹昭著《格古要論》卷下 修內司官窯

  元末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論》卷下中,對修內司窯器的特征進行了描述:“宋內修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與汝窯相類,有黑土者謂之烏泥窯,偽者皆龍泉燒者,無紋路”。《格古要論》早已成為收藏愛好者的“圣經”,其“蟹爪紋”、“紫口鐵足”、“土脈細潤”等術語已成為收藏愛好者的“口頭禪”,不管懂不懂總要信口講講。但現在看來,其寥寥數語,難達其意,還有諸多不全面、不準確之處。幾十年之后,王佐重新修訂成《新增格古要論》時也沒有對此改觀。

《遵生八牋》 遵生八牋 卷十四 《論官哥窯器》

  對官窯瓷器特征描寫最詳盡、最精彩的,當屬明代高濂的著作——《遵生八箋》卷十四中的“論官哥窯器”。高濂,約生于嘉靖初年的錢塘(即杭州),生活于萬歷(1573-1620)年前后,明代著名戲曲作家、養生學家、藏書家,字深甫,號瑞南道人。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象棋子,直徑4~4.3、厚1cm。土黃色胎,無釉,餅面模印陰文“馬”字

  高濂《論官哥窯器》的大致意思:討論窯器必然要講到柴、汝、官、哥等窯......汝窯......以官窯較之,質制滋潤。官窯的特征,大體與哥窯相同。釉色以粉青最好,淡白次之,油灰色最差。帶冰裂紋的,鱔血最好,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最差。講到形制,有商庚鼎、純素鼎、蔥管空足沖耳乳爐、商貫耳弓壺,大獸面花紋周貫耳壺、漢耳環壺、父己尊、祖丁尊等,都是按照《宣和博古圖》上的圖樣做的祭祀呈貢品器物。一般人只要看到兩耳壺的樣子,不論外觀美丑,都指著它說:“茄袋瓶也”(即荷包瓶)。不清楚還有等短矮肥瘦無矩度之分,顯得俗不可耐。如果以上五類器物的制式,與敆姬壺一樣,做得特別接近古青銅器樣子的話,堪稱官窯中最好的了,豈能一律以“茄袋”來概括?還有,像蔥管腳鼎爐、環耳汝爐、小竹節云板腳爐、沖耳牛奶足小爐、戟耳彝爐、盤口束腰桶肚大爐、子一觚、立戈觚、周之小環觚、素觚、紙槌瓶、膽瓶、雙耳匙箸瓶、筆筒、筆格、元葵筆洗、桶樣大洗、甕肚盂缽、二種水中丞、二色雙桃水注、立瓜、臥瓜、臥茄水注、扁淺磬口囊盤、方印色池、四入角委角印色池、有紋圖書戟耳彝爐、小方蓍草瓶、小制漢壺、竹節段壁瓶等,所有這些都是官窯哥窯的上乘之作。桶爐、六棱瓶、盤口紙槌瓶、大蓍草瓶、鼓爐、菱花壁瓶、多嘴花罐、肥腹漢壺、大碗、中碗、茶盞、茶托、茶洗、提包茶壺、六棱酒壺、瓜壺、蓮子壺、方圓八角酒甕、酒杯、各制勸杯、大小圓碟、河西碟、荷葉盤淺碟、桶子箍碟、滌環小池、中大酒海、方圓花盆、菖蒲盆底、龜背滌環六角長盆、觀音彌勒、洞賓神像、雞頭罐、渣斗、圓硯、箸搠、二色文篆隸書象棋子、齊箸小碟、螭虎鎮紙等,都是兩窯的中等之作。同時,像大雙耳高瓶、徑尺大盤、夾底骰盆、大撞梅花瓣春勝合、棋子罐、大扁獸耳彝敦、鳥食罐、編籠小花瓶、大小平口藥壇、眼藥各制小罐、肥皂罐、中果盒子、蟋蟀盆、內中事伴、佛前供水碗、束腰六腳小架、各色酒案盤碟等,都是兩窯的下等品。要知道古人的想法,都是考慮得很周全的,我只是做個簡單講解。兩窯的瓷器多種多樣,很難一一列舉,列出來的只是一些常見的品種。所謂官窯是在宋代(南宋)修內司里燒的是官府制作,窯建在杭州鳳凰山下它的瓷土紫色,所以器足呈鐵色,詩云紫口鐵足。紫口,就是器口往上仰,釉汁往下流,器口沿比器身釉薄,所以器口沿稍微露出紫色痕跡。哪一種器足最珍貴?唯有鐵足,其他地方的瓷土做不出來!哥窯燒于民窯,也在同一地方挖取瓷土官窯器的隱紋像蟹爪,哥窯器的隱紋像魚子可哥窯的釉料不如官窯好。兩窯燒出的器物,偶爾有窯變,形狀像蝴蝶禽魚麟豹等樣子。布于本色,泑外變色,或黃黑,或紅綠,形肖可愛,是皆火之文明幻化,否則理不可曉,似更難得。后有董窯、烏泥窯,都學官窯,質粗不潤,而釉汁燥暴,溷入哥窯,現在也成了傳世品。后來像元末新燒的器物......亦有粉青色者,干燥無華,有些光潤的器物,把它偽裝成綠色,并叫出高價來唬人。更過分的還有一種復燒,用舊官窯瓷器,比如香爐缺了足耳的、梅瓶的口有破損的,采用以舊補舊的方法,加入泑藥,裹上粘合泥,入窯再燒而成,和舊器物沒什么兩樣。但修補處釉色渾濁而胎體干燥,不太漂亮,碰到這樣的比新燒器還不如。無奈兩窯的器物,如蔥腳鼎爐,四海之內也只存有一、二件,乳爐、花觚總共才存有十幾件,彝爐或許有百來件,這四樣東西都被收藏家奉為難得的寶物,不管多高價格買家趨之若鶩,價值說變就變,不知道它們會不會因此而遭損毀?所以,我每次看到,都會心目爽朗,神魂為之顛倒,激動得肚子都飽了。這難道就是太專注于玩賞而形成了難以改變的癖好?我更難過的是后世可能只能聽到它們的名字,卻再也見不到寶物了,可嘆啊!——我的天!僅高子列出的這些官窯瓷器的名字,就足夠讓人眼花繚亂的。由此可見,當年宋高宗是何等重視祭祀!官窯祭器是如此受到后世收藏家的追捧!讀著400多年前高濂的感嘆,你有什么體會呢?

明末清初 張岱著《陶庵夢憶》卷六“仲叔古董”條中,提到官窯當時的價錢

  南宋官窯瓷器在明清時期是個什么行情價格呢?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才子張岱(1597—1680年)在《陶庵夢憶》卷六的“仲叔古董”條中有記載,如上圖。根據上下文,其意思是說,張岱的叔叔張聯芳曾經跟從他舅舅朱敬循四處游歷,從朱敬循那里學習到扎實的古瓷器鑒賞技能。張聯芳自己藏有定窯白爐、哥窯瓶、官窯觥。當時著名的收藏家項元汴看到后極為欣賞,想用五百金從他那兒收購,張聯芳不答應,推辭說,我要留著它們來為我殉葬的。很有意思吧!這里說的“官窯”是指南宋官窯,而非明清官窯。

南宋官窯瓷器欣賞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小鵝頸瓶,高22、口徑5.4、底徑8.2cm。露胎處呈紫灰色,外底中部釉下刻“亥”字。淺灰胎較薄,施米黃乳濁釉,冰裂紋細而密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洗,高5.7、口徑23.2、底徑21cm。薄胎厚釉,胎骨灰黑,施粉青釉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花盆,高19.8、口23.8、腹21.8、底11.7cm。薄胎厚釉,胎骨灰黑疏松,施粉青釉,有稀疏開片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大鵝頸瓶,高35.3、口徑9.3、底徑13.3cm。深灰胎較薄,施半透明灰青釉,冰裂紋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蓋碗,高7、口徑10.5、底徑7.2cm。淺灰胎,青釉泛黃,有細碎開片。裹足支燒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套盒,高9.1、口徑17.3、底徑19.3cm。子母口,圓唇,足部露胎處呈淡紅色。灰胎,米黃釉,冰裂紋

以下為各博物館藏精品欣賞。分類是博物館自己標注的,不保證完全準確哈

官窯青釉弦紋瓶 高33.6、口徑9.9、足徑14.2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官窯青釉方花盆 高9.2、口邊15.3、足邊13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官窯青釉盞托 高5.7、口徑8.1、足徑6.7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官窯青釉圓洗 高6.4、口徑22.5、足徑19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官窯大瓶 高34.5、口徑9.9、足徑14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官窯粉青貫耳弦紋壺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官窯粉青貫耳弦紋壺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官窯青瓷六瓣葵花洗 高9.3、徑16X16.9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官窯粉青長方盆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官窯碗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官窯中厚釉薄胎碗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官窯青瓷尊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官窯粉青琮式瓶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戴維德基金會捐 大英博物館藏

宋代官窯青釉弦紋瓶 法國集美博物館藏

南宋官窯花瓣盤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官窯五瓣碟、貫耳瓶、小碗 美國弗利爾和沙可樂美術館藏


官窯貫耳瓶、圓洗 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藏

官窯粉青釉葵口盤 美國明斯頓博物館藏

南宋官窯梅瓶、粉青花插、廣口尊 日本東京博物館藏

 

結束語

  從開始準備寫南宋官窯,到今天接近尾聲,已經三個多月。在這一百來個挑燈夜戰的晚上,我查閱過幾乎能找到的所有歷史古籍、現代書本和期刊,在鞏固知識、構建思路的同時,以官窯為主線,對南宋153年的歷史也順帶做個粗略了解,收獲頗多。從時間軸上看,南宋官窯的生命周期與南宋政權幾乎是重合的。你可能想不到真實的南宋是這樣的:朝廷是非常重視尊古禮典的,從重視祭祀可以看出;朝廷是非常節約的,從“一殿多用”到用陶木代替青銅祭器、到皇帝薄葬可以看出;朝廷是非常重視科舉的,從宰相到各部主管都是進士出身可以看出;朝廷是很重視公開選拔人才的,從邵諤海選去造渾天儀、王晉錫自薦去造祭祀禮器可以看出;南宋人都可以舉報瀆職官員的,從邵成章事件可以看出;南宋的文化藝術水平是非常高的,從儒學思想發揚光大到唐宋八大家、宋詞及其他文學作品星繁葉茂可以看出;南宋科技是非常發達的,從四大發明中有三大在本朝投入實用可以看出;南宋經濟是非常繁榮發達的,從發達的航海和榷場貿易可以看出……南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民生等方面頗有成就,尤其在儒學思想文化上,對后世影響之深,更是遠超北宋和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很有意思,小小的陶瓷研究,竟然可以讓我管窺歷史!

  結筆之際,碰巧今天是我的生日,那就將本文作為獻給自己的生日禮物吧。感謝母親!

  感謝文后“參考資料”欄所列的所有古籍、現代書籍、專業雜志文章的作者,這是我大部分視野、知識、觀點、圖片和其他信息的來源,盡管我有些觀點和所列專家、學者可能不一致,但我亦從中受益良多。文中部分圖片來源于網絡搜索。在此一并致謝!

  還要特別感謝我夫人,她不辭辛勞地為本文進行校對和修改!

  本文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用于商業目的請聯系作者本人。

程彥林2018年8月23日深夜于北京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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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萬里著《中國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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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陳萬里 馮先銘《故宮博物院十年來對古窯址的調查》載于《故宮博物院院刊》1960年0期

  5. 周仁 李家治《中國歷代名窯陶瓷工藝的初步科學總結》載于《考古學報》1960年1期

  6. 陳萬里《中國歷代燒制瓷器的成就與特點》載于《文物》1963年6期

  7. 中國硅酸鹽學會主編《中國陶瓷史》馮先銘等著 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8. 葉宏明《南宋官窯青瓷的研究》載于《硅酸鹽學報》198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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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阮平爾《南宋官窯新探》載于《東南文化》1987年2期

  11. 李剛《論宋代官窯的形成》載于《東南文化》198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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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李剛《修內司官窯“質疑”》載于《南方文物》199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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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劉濤《宋代官窯的經濟話題》載于《史學月刊》199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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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杜正賢 馬東風《杭州鳳凰山老虎洞窯址考古取得重大成果》載于《南方文物》2000年4期

  38. 周少華《南宋官窯探源》載于《東南文化》2000年7期

  39. 李家治《杭州鳳凰山麓老虎洞窯出土瓷片的工藝研究》載于《建筑材料學報》2000年12期

  40. 秦大樹《杭州老虎洞窯址考古發現專家論證會紀要》載于《文物》2001年8期

  41. 馮先銘主編《中國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42. 杜正賢《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窯窯址的考古學研究》載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5期

  43. 杜正賢主編《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44. 杜正賢《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窯》載于《文物》2002年10期

  45. 杜正賢《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窯址》載于《文物》2002年10期

  46. 杜正賢《杭州南宋臨安府衙署遺址》載于《文物》2002年10期

  47. 杜正賢 周少華著《南宋官窯瓷鑒定與鑒賞》江西美術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48. 鄧禾穎《南宋官窯探微~對南宋官窯若干問題的回顧與思考》載于《東南文化》2003年5期

  49. 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編《南宋官窯文集》 文物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50. 秦大樹 杜正賢主編《南宋官窯與哥窯~杭州南宋官窯老虎洞窯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51. 王光堯著《中國古代官窯制度》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52. 趙青云《兩宋官窯瓷器之賞析》載于《收藏界》2005年1期

  53. 張玉蘭《關于老虎洞窯的幾個問題》載于《東方博物》2005年1期

  54. 李輝柄《中國瓷器的時代特征連載—兩宋時期的瓷器》載于《紫禁城》2005年2期

  55. 秦大樹《宋代陶瓷禮器的生產和生產機構》載于《文物》2005年5期

  56. 王光堯《宋代官窯制度初探》載于《文物》2005年5期

  57. 馬亦超著《南宋杭州修內司官窯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58. 鄧禾穎《青瓷的傳承與升華~以南宋官窯為中心》載于《杭州文博》2006年2期

  59. 唐俊杰《祭器、禮器、邵局~關于南宋官窯的幾個問題》載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6期

  60. 孫新民《汝州張公巷窯的發現與認識》載于《文物》2006年7期

  61. 鄧禾穎 唐俊杰著《南宋官窯》王國平主編 杭州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

  62. 唐俊杰《關于修內司窯的幾個問題》載于《文物》2008年12期

  63. 秦大樹《宋代官窯的主要特點~兼談元汝州青瓷器》載于《文物》2009年12期

  64. 崔劍鋒 吳小紅 唐俊杰《杭州老虎洞窯址出土“修內司窯”銘款蕩箍的化學成分分析》載于《文物》2009年12期

  65. 呂成龍《宋代官窯瓷器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載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5期

  66. 葉喆民著《中國陶瓷史》增訂版 三聯書店2011年3月出版

  67. 李知宴主編《宋元瓷器鑒定與收藏》印刷工業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68. 周•春秋 左丘明著《春秋左傳》卷三十六 收錄于《四庫全書》

  69. 戰國秦 呂不韋著《呂氏春秋》卷十四、卷十七 收錄于《四庫全書》

  70. 西漢 司馬遷著《史記》卷四“周本紀” 收錄于《四庫全書》

  71. 北宋 丁特起著《靖康紀聞》(又名《孤臣泣血錄》) 照曠閣版

  72. 南宋 趙彥衛《云麓漫鈔》卷十 收錄于《四庫全書》 

  73. 南宋 熊克著《中興小紀》卷三、卷四、卷三十 收錄于《四庫全書》

  74. 南宋 禮部太常寺纂修《中興禮書》卷九、卷五十九 寳彝堂版

  75. 南宋 葉實著《愛日齋叢抄》 收錄于《四庫全書》

  76. 南宋 葉實著《坦齋筆衡》窯器 收錄于明初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九 《四庫全書》

  77. 南宋顧文薦《負暄雜錄》收錄于明初陶宗儀文集《說郛》上海涵芬樓版

  78. 南宋 潛說友撰《咸淳臨安志》卷三、卷十、卷十四 收錄于《四庫全書》

  79. 南宋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四 收錄于《四庫全書》

  80. 南宋 周密著《武林舊事》卷二 收錄于《四庫全書》

  81. 元代 托克托主編《宋史》卷二十三至卷三十二、卷八十一 收錄于《四庫全書》

  82. 元代 陸友仁撰《研北雜志》卷上 收錄于《四庫全書》

  83. 元代 鄭元佑著《僑吳集》卷二 收錄于《四庫全書》

  84. 元代 孔齊著《至正直記》卷四 明嘉靖三十八年版手抄古籍

  85. 元代 張昱著《可閑老人集》卷四 收錄于《四庫全書》

  86. 明初 曹昭著《格古要論》卷下 收錄于《四庫全書》

  87. 明初 陶宗儀著《輟耕錄》卷二十九 收錄于《四庫全書》

  88. 明代 曹昭著 王佐增訂《新增格古要論》明景泰七年(1456年)4月成書

  89. 明代 高濂著《遵生八箋》卷十四 收錄于《四庫全書》

  90. 清初 張岱著《陶庵夢憶》卷六

  91. 清代 徐松撰《宋會要輯稿》方域、禮、職官等節 源于明代《永樂大典》

  92. 清代 陸心源撰《宋詩紀事補遺》第八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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